作者：袁志英 日期:2009.07.08 来源：文汇报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又成了热点人物。他名为《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的1990年度日记，前不久出版了，这立即震惊了德国政坛和文坛。他借助日记对东西德统一后的20年进行了全面总结，也来了个全面否定。日记语言平实质朴，全不像他小说中那种汪洋恣肆、雄伟壮阔、能放能收、挥洒自如的风格。从艺术上，看日记并没有多大价值，可它忠实地记录了他当时对统一的看法。在这里，显示出这位八十有一的作家是个目光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同时，还是个预言家。
他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这统一的20年是对东德人民史无前例的剥夺和监管，民主云云也是锈迹斑斑，“转折”（统一）后东德90%的生产资料转入西德之手；东西部贫富落差将长期存在。当时主持统一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不敢提高税收，统一是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完成的。格拉斯说，许多方面超过了他的预言，20年后德国东西部的工薪待遇还是不一样，西高东低的结果造成数百万的东德人向西部流动，东部很多地方成了人烟稀少的地区；极右的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失业率居高不下。他甚至语出惊人：东部实行的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建国60年的联邦德国，民主已经生锈，亟须打磨修整；议院已为院外活动团体所包围，在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受到侵害。他呼吁，修改宪法此其时也，只有这样，才能铺设一个全新的基础。他还认为，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风暴要注意积累经验，对院外活动团体的权力要加以限制，要使银行处于民主的监管之下。
格拉斯是一个干预现实、介入政治的作家。他旗帜鲜明、明确无误地支持社会民主党。阿登纳当政时代，他和德国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一样，是为当局所不喜的作家。由于伯尔老是“揭短”，有的记者甚至问他是不是德国人；而格拉斯，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作家被称为“有头脑的安那其”。格拉斯反对激进，所要的是温和的改良、修正和演进。此前也曾发表过《蜗牛日记》，说蜗牛虽慢，可它不停地向前。他是已故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的好友。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联邦总理，1974年因纪尧姆间谍案而引咎辞职，格拉斯表示和勃兰特共进退，他也暂时从政治舞台消失。
在东西德的统一过程中，格拉斯曾利用一切场合呼吁，“统一”应该缓行。1990年他正在葡萄牙南方度假，“统一”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举座皆欢，他一人向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将这种孤立的反对之声自嘲为“铃蟾的叫声”，说白了就是“癞蛤蟆的叫声”，一如中国所说的乌鸦的叫声，乃“不祥”之音也。1992年他的散文集出版，即以《铃蟾的叫声》为名。在统一的呼声中，他独反潮流，说出他的忧虑。他政治上的同道者对待统一问题的态度，使他焦虑不安。比如威利•勃兰特，如果他在天之灵有知，会怎样看待统一？社民党勃兰特以下的第三代领导奥斯卡•拉芳坦对统一的态度也曾使他忧心忡忡。格拉斯已到耄耋之年，常常自思自叹：年华老去，无力回天。可他忧国忧民之情并不稍歇，每每以海涅的诗句自慰：“夜间想起德意志，我便不能安眠。/两行热泪流淌，无法闭上双眼。”他是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他有一种失败的预感。
今年二月，格拉斯曾高声反对被称为德国“文学教皇”和“文学首长”的拉尼茨基，因他在“文学四重奏”中对克里斯塔•沃尔夫和斯特凡•赫尔姆林进行诽谤。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是原民主德国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以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而一举成名。小说写的是一对东西德的青年男女相亲相爱，难舍难分，但因国家分裂而不得不“东飞伯劳西飞燕”的故事。后来她又写出一系列令文坛惊叹的作品。1981年她在联邦德国开设诗学讲座，讲到她构思中的《卡珊德拉》，1983年她这部中篇小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拉尼茨基绝少提到她在文学上的建树，却在她和前民德的国家安全局的所谓关系上大做文章。赫尔姆林（1915-1997）也是前民主德国的作家，生于犹太家庭，以政治诗和短篇小说见长。他亦受到拉尼茨基的攻讦。格拉斯仗义执言，为这些前民德作家打抱不平。人们说，他已成为“前民主德国的捍卫者”，“东方的喉舌”。
他在回忆录《剥洋葱》中，剥出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的事，引起了一场风波，还波及马丁•瓦尔瑟、西格弗里德•林茨等众多作家。经过一个时期的辩论和讨论，大家渐渐对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论断。倒是“文学教皇”拉尼茨基最近又落到了聚光灯下，人们对他在波兰的那段经历提出了质疑。这事，就留待以后再说吧。
1979年格拉斯曾在上海访问。当时曾有人问他，在他的成名作《铁皮鼓》中，何以有那么多的性爱描写？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这是从《金瓶梅》里学来的。
Tuesday, 29. September 2009
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
哈尼施笔下的季羡林
作者：袁志英 日期:2009.08.25 来源：文汇报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使我想起一本德国人写的《中国留德学生——1860－1945年间中国留德学生史》。此书长达五百多页，对中国近百年浩若烟海的留德史进行钩沉扒梳，条分缕析，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德交流史著作。作者托马斯•哈尼施（1952－2003），汉学家，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好友，很痛惜他的英年早逝。他曾对所有1860－1945年间留德健在的中国人进行了采访，并翻遍了德国有关档案，可以说，他的这部书毫无演绎和戏说的成分。
蔡元培在该书中所占篇幅最大，其次就是季羡林了。季羡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毕业即失业的命运等待着他，惟一的出路是留洋镀金。但因家境贫寒，自费留学绝无可能；官费留学，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不送文科学生。于是便回到故乡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学术对外交流受阻，成立于1925年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直到1935年才和清华大学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代表清华签字的是校长梅贻琦，代表德方的是林德博士和弗里奇博士。从此文科学生也有了留德的机会。季羡林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留学的资格。但因亲老子幼，家道几近破产，难以不管不顾，独自出洋，又使他踌躇再三。没想到叔叔和全家都全力支持，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期望若干年后从德国回来一个“洋翰林”。当时人认为，小学毕业即为秀才，中学毕业即为举人，大学毕业即为进士，留洋归来那还不是翰林？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年夏末，清华大学的季羡林、乔冠华和敦福堂三人束装就道，乘坐火车前往德国，9月14日到达柏林。他们首先在柏林大学为外国人举办的德语补习班补习德语。季羡林在清华曾学过德语，而且每考必优。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除季、乔二人外，大多吃喝玩乐，根本无意于学习。上世纪20年代来德学习经济，后又改学音乐，30年代曾任教波恩大学的王光祁（1892－1936）曾这样写道：
当时在柏林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我曾说过镀金的意义，在德国留学镀金价值可达24开。……那些达官贵人把德国看成是其子女留学的首选之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即戴季陶——笔者）、居正，这些国民党高官总是将子女或亲眷送到柏林来。一些人在柏林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却懒得去上课。他们只需学会四句德国话便可应付几年的留学生活。早晨起来说“早安”，说完早安去饭店，早餐过后打麻将，时到中午吃午饭；吃完午餐去游玩，晚间前往中餐馆；夜晚回到房东家，见面连忙说“晚安”；日子一天又一天，“Vielen Danke(多谢)”挂嘴边；暂别分手要注意，不可忘了说“再见”。（以上笔者意译）
王光祁因在波恩当过讲师，1996年波恩大学在顾彬教授的主持下还举办过一次“王光祁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他逝世60周年。
季羡林既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也厌恶这样的生活，他那时每个月只能从德方拿到120个马克，食宿及其他用度全在里面了。
季羡林在德语补习班只学了一个月，便被分配到柯尼希堡大学学习。季羡林嫌那里太偏僻，这才去了哥廷根。哈尼施写道，冥冥中似有命运在主宰着他的行止，要是去了柯尼希堡，他绝不会选择他现在的专业。
在哥廷根的第一个学期他学了希腊文，也学过一个时期的拉丁文；他还曾想学古埃及文，最后决心学梵文，他在中国就想学梵文，可找不到老师教。在哥廷根大学学了两年之后，按协议其奖学金也到此为止。由于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回国之路已经断绝。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哥廷根大学汉学系主任古斯塔夫•哈隆 （Gustav Haloun）教授请他担任汉学系的讲师，这可说是欲渡河而船来，一方面可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他深入专业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
托马斯•哈尼施在采访时曾问季羡林，为何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他回答说，一些人，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陈寅恪，都是绝世天才，名满全国，在学界有地位，无需博士头衔。而他则不属于他们这一类人，自忖只是一般人，有了博士头衔容易拿到饭碗。季先生一如既往，“假话全不说”，说的是真话。
季羡林主攻梵文和巴利文，也就是印度学。可副科学什么呢？哈尼施在这里引证了季羡林《留德十年》中的一段话：“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事还渺茫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科和副科决不同中国学沾边。”这使笔者想起另一位大师冯至先生留德所写博士论文也与中国学“不沾边”，而是有关德国浪漫派大诗人诺瓦利斯的艺术风格。他们都志存高远，要在洋人占着无比优势的学科与其一比高低。
季羡林副科选的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40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题目很是僻冷：《大事偈陀（佛经体裁之一，类似颂歌——笔者）中的限定动词的变化》（Die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1940年冬进行答辩，他所有的副科考试和主科论文全都是“优”（sehrgut）,哈尼施说这一结果对季羡林非常重要，季自豪地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季羡林就要回国。可是这时中国在柏林的使馆已关门大吉，德国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要办什么手续得找他们去。季和同学讨论的结果是，宁肯成为无国籍者也不和汪伪打交道，他在哥廷根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取道瑞士、法国、越南和香港归国，1947年回到家乡与家人团圆，他这才见到了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因为出国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哈尼施以欣喜和赞赏的口气谈到季羡林所担任的各种职务，说季羡林在北大所建立的东方学系深受德国的影响。在季羡林看来德国的印度学是全世界水准最高的，恨不得把所有印度学系的学生全都送到德国留学。季羡林是个惜时如金的人，但他曾把民主德国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1900－1983）的中短篇小说译成中文，集结成册。
哈尼施在写季羡林时常常带上乔冠华。说乔1935年也拒绝前往柯尼希堡，从而到了图宾根大学，1936年便递交了题名为《论庄子》的哲学论文，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席教授马克斯•温特给乔冠华哲学论文的分数为“良”，不过在他的评语中说乔是个“迄今为止在欧洲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思想家”。1937年乔冠华再次来到柏林大学，不过那时他主要是在留学生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哈尼施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季、乔两人命运有霄壤之别：季羡林成了黑帮，被关押八个月，最后被放逐到江西；而乔则成了外交部长，常常在聚光灯照射下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使两人根本无法直接相遇，也不致遭遇熊伟式的尴尬。熊伟原来也是留德学哲学的，和乔冠华是同学。“文革”中有次乔陪同江青，正好碰到已成为“牛鬼蛇神”的熊伟，乔没有跟老同学打招呼。后来熊伟向哈尼施分析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别人知道他曾留学德国，而留学国外往往会被怀疑为里通外国。
托马斯•哈尼施对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一部研究中德交流的“宝典”，所以他常常引用里面的记述。托马斯•哈尼施生前经常和我谈起老一辈中国人留德的情况，说现在很多留德的人太过功利。他明白无误地说，他佩服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逝世后，悼念性的文章和版面铺天盖地，但大多是缕述自己与季先生的日常交往，或摘编、复述季先生过去已刊的回忆录。感情皆真挚，新意殊不多。作为编报的同行，亦深知此事之不易。这里刊发的两篇文章，角度与写法都有些不同，显示了一点时空上的跨越，能提供一些新的启迪，特予郑重推出。 ——编者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使我想起一本德国人写的《中国留德学生——1860－1945年间中国留德学生史》。此书长达五百多页，对中国近百年浩若烟海的留德史进行钩沉扒梳，条分缕析，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德交流史著作。作者托马斯•哈尼施（1952－2003），汉学家，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好友，很痛惜他的英年早逝。他曾对所有1860－1945年间留德健在的中国人进行了采访，并翻遍了德国有关档案，可以说，他的这部书毫无演绎和戏说的成分。
蔡元培在该书中所占篇幅最大，其次就是季羡林了。季羡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毕业即失业的命运等待着他，惟一的出路是留洋镀金。但因家境贫寒，自费留学绝无可能；官费留学，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不送文科学生。于是便回到故乡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学术对外交流受阻，成立于1925年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直到1935年才和清华大学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代表清华签字的是校长梅贻琦，代表德方的是林德博士和弗里奇博士。从此文科学生也有了留德的机会。季羡林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留学的资格。但因亲老子幼，家道几近破产，难以不管不顾，独自出洋，又使他踌躇再三。没想到叔叔和全家都全力支持，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期望若干年后从德国回来一个“洋翰林”。当时人认为，小学毕业即为秀才，中学毕业即为举人，大学毕业即为进士，留洋归来那还不是翰林？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年夏末，清华大学的季羡林、乔冠华和敦福堂三人束装就道，乘坐火车前往德国，9月14日到达柏林。他们首先在柏林大学为外国人举办的德语补习班补习德语。季羡林在清华曾学过德语，而且每考必优。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除季、乔二人外，大多吃喝玩乐，根本无意于学习。上世纪20年代来德学习经济，后又改学音乐，30年代曾任教波恩大学的王光祁（1892－1936）曾这样写道：
当时在柏林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我曾说过镀金的意义，在德国留学镀金价值可达24开。……那些达官贵人把德国看成是其子女留学的首选之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即戴季陶——笔者）、居正，这些国民党高官总是将子女或亲眷送到柏林来。一些人在柏林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却懒得去上课。他们只需学会四句德国话便可应付几年的留学生活。早晨起来说“早安”，说完早安去饭店，早餐过后打麻将，时到中午吃午饭；吃完午餐去游玩，晚间前往中餐馆；夜晚回到房东家，见面连忙说“晚安”；日子一天又一天，“Vielen Danke(多谢)”挂嘴边；暂别分手要注意，不可忘了说“再见”。（以上笔者意译）
王光祁因在波恩当过讲师，1996年波恩大学在顾彬教授的主持下还举办过一次“王光祁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他逝世60周年。
季羡林既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也厌恶这样的生活，他那时每个月只能从德方拿到120个马克，食宿及其他用度全在里面了。
季羡林在德语补习班只学了一个月，便被分配到柯尼希堡大学学习。季羡林嫌那里太偏僻，这才去了哥廷根。哈尼施写道，冥冥中似有命运在主宰着他的行止，要是去了柯尼希堡，他绝不会选择他现在的专业。
在哥廷根的第一个学期他学了希腊文，也学过一个时期的拉丁文；他还曾想学古埃及文，最后决心学梵文，他在中国就想学梵文，可找不到老师教。在哥廷根大学学了两年之后，按协议其奖学金也到此为止。由于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回国之路已经断绝。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哥廷根大学汉学系主任古斯塔夫•哈隆 （Gustav Haloun）教授请他担任汉学系的讲师，这可说是欲渡河而船来，一方面可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他深入专业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
托马斯•哈尼施在采访时曾问季羡林，为何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他回答说，一些人，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陈寅恪，都是绝世天才，名满全国，在学界有地位，无需博士头衔。而他则不属于他们这一类人，自忖只是一般人，有了博士头衔容易拿到饭碗。季先生一如既往，“假话全不说”，说的是真话。
季羡林主攻梵文和巴利文，也就是印度学。可副科学什么呢？哈尼施在这里引证了季羡林《留德十年》中的一段话：“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事还渺茫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科和副科决不同中国学沾边。”这使笔者想起另一位大师冯至先生留德所写博士论文也与中国学“不沾边”，而是有关德国浪漫派大诗人诺瓦利斯的艺术风格。他们都志存高远，要在洋人占着无比优势的学科与其一比高低。
季羡林副科选的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40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题目很是僻冷：《大事偈陀（佛经体裁之一，类似颂歌——笔者）中的限定动词的变化》（Die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1940年冬进行答辩，他所有的副科考试和主科论文全都是“优”（sehrgut）,哈尼施说这一结果对季羡林非常重要，季自豪地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季羡林就要回国。可是这时中国在柏林的使馆已关门大吉，德国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要办什么手续得找他们去。季和同学讨论的结果是，宁肯成为无国籍者也不和汪伪打交道，他在哥廷根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取道瑞士、法国、越南和香港归国，1947年回到家乡与家人团圆，他这才见到了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因为出国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哈尼施以欣喜和赞赏的口气谈到季羡林所担任的各种职务，说季羡林在北大所建立的东方学系深受德国的影响。在季羡林看来德国的印度学是全世界水准最高的，恨不得把所有印度学系的学生全都送到德国留学。季羡林是个惜时如金的人，但他曾把民主德国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1900－1983）的中短篇小说译成中文，集结成册。
哈尼施在写季羡林时常常带上乔冠华。说乔1935年也拒绝前往柯尼希堡，从而到了图宾根大学，1936年便递交了题名为《论庄子》的哲学论文，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席教授马克斯•温特给乔冠华哲学论文的分数为“良”，不过在他的评语中说乔是个“迄今为止在欧洲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思想家”。1937年乔冠华再次来到柏林大学，不过那时他主要是在留学生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哈尼施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季、乔两人命运有霄壤之别：季羡林成了黑帮，被关押八个月，最后被放逐到江西；而乔则成了外交部长，常常在聚光灯照射下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使两人根本无法直接相遇，也不致遭遇熊伟式的尴尬。熊伟原来也是留德学哲学的，和乔冠华是同学。“文革”中有次乔陪同江青，正好碰到已成为“牛鬼蛇神”的熊伟，乔没有跟老同学打招呼。后来熊伟向哈尼施分析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别人知道他曾留学德国，而留学国外往往会被怀疑为里通外国。
托马斯•哈尼施对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一部研究中德交流的“宝典”，所以他常常引用里面的记述。托马斯•哈尼施生前经常和我谈起老一辈中国人留德的情况，说现在很多留德的人太过功利。他明白无误地说，他佩服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逝世后，悼念性的文章和版面铺天盖地，但大多是缕述自己与季先生的日常交往，或摘编、复述季先生过去已刊的回忆录。感情皆真挚，新意殊不多。作为编报的同行，亦深知此事之不易。这里刊发的两篇文章，角度与写法都有些不同，显示了一点时空上的跨越，能提供一些新的启迪，特予郑重推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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