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guowenxue

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璀璨绚烂的中国文学带到了德国，也带向了世界。越来越多中国作品的德语译作在德国书市上俨然成了众多德国书迷的香饽饽。

在这些作品中，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兄弟》等想必已是为人熟知。而德国人不仅对这些享有盛名、如雷贯耳的作家作品给予高度关注，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中国优秀的“后起之星”、投向更多反映中国大城市生活的作品。其中，柏林口袋丛书出版社（Berliner Taschenbuch Verlag）于今秋推出的徐则臣作品译作《跑步穿过中关村》就是极好的例证。

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作家以其敏锐、颇具洞察力的目光以及独到的见解配以亲身体会将北京外来务工者这一特殊群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描绘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徐则臣并非透过有色眼镜窥察这一群体，而是将这一命运类似小说主人公敦煌的人群真实地呈现给读者。对于这些迫于生计贩卖盗版碟、办假证的社会边缘人物，作者没有奚落、嘲讽抑或是悲悯，而是从一个平等的角度去观察、描写他们。整本小说读来就仿佛看了一部真真切切的纪录片。小说结尾的镣铐声久久回响在我耳边，似乎这一切终将成为必然。

作为中国第一部将外来务工人员命运置于中心位置的小说，作者成功地将这些人内心希望的诞生与破灭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摆在人们面前，发人深思。正如该小说的题目，作品主人公总是一刻不歇地跑步穿梭于北京城中，无论是给人送碟，还是逃避警察。即使暂时找到了落脚点，他的心绪依然飞奔不止。他内心的澎湃豪情、为生活拼命奔波的猛劲不得不让人为之震撼，即便他因迫于现实、迫于自身身份不得不干那些无法为人认可的买卖。

正如作者所说：写这一群体，与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无关。所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那种相对本色、不加修饰的蓬勃生命力。
当然，这类所谓的边缘群体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诸多欧洲国家：比如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他们很难融入主流社会，或多或少会受到他人的异样目光与偏见。或许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也是更多德国书商、德国民众关注徐则臣、关注其作品的原因之一。而此部小说的动态效果与德国影片《罗拉快跑》中女主人公的马不停蹄给人带来的心灵冲击力亦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就在脚步抬起、回落之间，主人公的处境、性格、心理活动等早已让旁观者了然于心了。

多年前，读罢文学大师巴金的著作《家》，不由深深喟叹那些受困于封建桎梏中的受害者的悲惨命运。孟子有言：“国之本为家，家之本为身”。可见，个体兴败折射出国家盛衰。而书中人物的多舛命运正是当时腐朽的封建道德礼教所致。

文学作品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集大成者特奥多尔•冯塔纳通过其经典之作《艾菲•布里斯特》同样炉火纯青地将铁血宰相俾斯麦时期的贵族阶级门第等级观、荣誉至上思想、传统道德观念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于字里行间。让人意识到普鲁士精神的两重性——不仅有我们曾经了解到的服从、守时、严谨、忠诚等先进面，也存在受迫于社会舆论与传统道德等的落后面。

冯塔纳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从他设置的大量人物对话描写中，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角色便跃然纸上。女主角艾菲的充满幻想、善良纯真却麻木软弱；母亲爱艾菲但却无法放弃贵族门第、舆论观的矛盾心理；殷士台顿心疼妻子艾菲却又出于维护名誉抛弃爱妻的无奈……如果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如同高高门槛般让人难以逾越，那么普鲁士虚伪的荣誉崇拜与金钱门第观、传统道德理念则犹如一道道铁栅栏，把热爱生活的年轻生命阻隔于千里之外。这一切的矛盾与必然都体现于冯塔纳的精辟人物刻画中。

此外，对鬼魂的描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远葬德国的墓以及艾菲夜夜梦其鬼魂的蹊跷经历。在德语著作中，鬼魂形象并非罕见。浪漫主义后期作家莎米索在他的《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中就提到过魔鬼扮成的灰衣人；柏林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魔鬼的长生汤》亦有其神秘成分。而在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中，艾菲夜夜惊梦或许与不完满的婚姻给她带来的压抑心情有关，抑或是作者在影射当时普鲁士传统道德樊笼逼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现实。

在艺术构思方面，冯塔纳设置的小说情节环环相扣，无一不体现出他的独具匠心。

在这位大师诞辰190年之际，品读他的作品，感受一种智慧的旁敲侧击式的旧体制抨击。我们明白，仅为时代牺牲品艾菲的不公命运捶胸擗踊是不理性的表现，最重要的是领悟到作者所要传递的真正内涵，并且意识到为自己而活的重要性。若始终停留原处、亦步亦趋，那么，我们虽活着，却真的已经死了。

相信读过著名诗体剧《智者纳旦》的读者们一定还对莱辛笔下那个智慧与仁爱并存的犹太富商纳旦和他的“戒指寓言”记忆犹新，而剧末的大团圆场面更是让人为之叫好。称之为经典作品真可谓名至实归，剧中讨论的宗教问题与反映人类大家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主题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但结合目前时代背景，我们不由质疑这种圆满结局是否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德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米雅姆•普莱斯勒转换视角，在尊重莱辛作品原型的基础上，以小说的形式，用不一样的口吻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使得书中各个角色都刻上了更鲜明的时代烙印、生龙活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与原著不同的是，小说结尾纳旦不幸被杀，而他的孩子们却活了下来。全书内容并不完全是灰色的，人们从中仍能读到不同宗教信仰和平共处的希望。

普莱斯勒正是凭借这部构思新颖且符合时代背景的小说《纳旦和他的孩子们》在前不久荣获2009年国际柯林书奖青少年图书奖。而普莱斯勒获此殊荣绝非偶然。回顾她历年的文学成就，足以让人为之肃然：她的第一部小说《苦涩巧克力》使她一举获得奥尔登堡儿童及青少年图书奖。该小说与之后出版的《幸福来临时》已被译成中文。在2004年莱比锡书展上，普莱斯勒更是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荣获该年度德国图书奖终身成就奖。

普莱斯勒曾从事过多种职业，甚至在以色列集体农庄工作过。她的作品中有涉及到犹太人、第三帝国等题材，出现更多的则是有生理、心理残缺或其它不幸的青少年。但正如她两部作品名中的“苦涩”、“巧克力”、“幸福”等词，文中的主人公通常在遭遇重重逆境后，最终拨开迷雾，重新找回了希望与自信。而作为读者，读罢全书感觉仿佛看到了夜空中的点点星光，仿佛品尝到了一块起初苦涩无比而渐渐融化后却醇香久留的黑巧克力

作者：袁志英 日期:2009.07.08 来源：文汇报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又成了热点人物。他名为《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的1990年度日记，前不久出版了，这立即震惊了德国政坛和文坛。他借助日记对东西德统一后的20年进行了全面总结，也来了个全面否定。日记语言平实质朴，全不像他小说中那种汪洋恣肆、雄伟壮阔、能放能收、挥洒自如的风格。从艺术上，看日记并没有多大价值，可它忠实地记录了他当时对统一的看法。在这里，显示出这位八十有一的作家是个目光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同时，还是个预言家。

他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这统一的20年是对东德人民史无前例的剥夺和监管，民主云云也是锈迹斑斑，“转折”（统一）后东德90%的生产资料转入西德之手；东西部贫富落差将长期存在。当时主持统一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不敢提高税收，统一是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完成的。格拉斯说，许多方面超过了他的预言，20年后德国东西部的工薪待遇还是不一样，西高东低的结果造成数百万的东德人向西部流动，东部很多地方成了人烟稀少的地区；极右的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失业率居高不下。他甚至语出惊人：东部实行的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建国60年的联邦德国，民主已经生锈，亟须打磨修整；议院已为院外活动团体所包围，在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受到侵害。他呼吁，修改宪法此其时也，只有这样，才能铺设一个全新的基础。他还认为，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风暴要注意积累经验，对院外活动团体的权力要加以限制，要使银行处于民主的监管之下。

格拉斯是一个干预现实、介入政治的作家。他旗帜鲜明、明确无误地支持社会民主党。阿登纳当政时代，他和德国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一样，是为当局所不喜的作家。由于伯尔老是“揭短”，有的记者甚至问他是不是德国人；而格拉斯，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作家被称为“有头脑的安那其”。格拉斯反对激进，所要的是温和的改良、修正和演进。此前也曾发表过《蜗牛日记》，说蜗牛虽慢，可它不停地向前。他是已故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的好友。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联邦总理，1974年因纪尧姆间谍案而引咎辞职，格拉斯表示和勃兰特共进退，他也暂时从政治舞台消失。

在东西德的统一过程中，格拉斯曾利用一切场合呼吁，“统一”应该缓行。1990年他正在葡萄牙南方度假，“统一”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举座皆欢，他一人向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将这种孤立的反对之声自嘲为“铃蟾的叫声”，说白了就是“癞蛤蟆的叫声”，一如中国所说的乌鸦的叫声，乃“不祥”之音也。1992年他的散文集出版，即以《铃蟾的叫声》为名。在统一的呼声中，他独反潮流，说出他的忧虑。他政治上的同道者对待统一问题的态度，使他焦虑不安。比如威利•勃兰特，如果他在天之灵有知，会怎样看待统一？社民党勃兰特以下的第三代领导奥斯卡•拉芳坦对统一的态度也曾使他忧心忡忡。格拉斯已到耄耋之年，常常自思自叹：年华老去，无力回天。可他忧国忧民之情并不稍歇，每每以海涅的诗句自慰：“夜间想起德意志，我便不能安眠。/两行热泪流淌，无法闭上双眼。”他是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他有一种失败的预感。

今年二月，格拉斯曾高声反对被称为德国“文学教皇”和“文学首长”的拉尼茨基，因他在“文学四重奏”中对克里斯塔•沃尔夫和斯特凡•赫尔姆林进行诽谤。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是原民主德国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以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而一举成名。小说写的是一对东西德的青年男女相亲相爱，难舍难分，但因国家分裂而不得不“东飞伯劳西飞燕”的故事。后来她又写出一系列令文坛惊叹的作品。1981年她在联邦德国开设诗学讲座，讲到她构思中的《卡珊德拉》，1983年她这部中篇小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拉尼茨基绝少提到她在文学上的建树，却在她和前民德的国家安全局的所谓关系上大做文章。赫尔姆林（1915-1997）也是前民主德国的作家，生于犹太家庭，以政治诗和短篇小说见长。他亦受到拉尼茨基的攻讦。格拉斯仗义执言，为这些前民德作家打抱不平。人们说，他已成为“前民主德国的捍卫者”，“东方的喉舌”。

他在回忆录《剥洋葱》中，剥出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的事，引起了一场风波，还波及马丁•瓦尔瑟、西格弗里德•林茨等众多作家。经过一个时期的辩论和讨论，大家渐渐对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论断。倒是“文学教皇”拉尼茨基最近又落到了聚光灯下，人们对他在波兰的那段经历提出了质疑。这事，就留待以后再说吧。

1979年格拉斯曾在上海访问。当时曾有人问他，在他的成名作《铁皮鼓》中，何以有那么多的性爱描写？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这是从《金瓶梅》里学来的。

作者：袁志英 日期:2009.08.25 来源：文汇报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使我想起一本德国人写的《中国留德学生——1860－1945年间中国留德学生史》。此书长达五百多页，对中国近百年浩若烟海的留德史进行钩沉扒梳，条分缕析，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德交流史著作。作者托马斯•哈尼施（1952－2003），汉学家，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好友，很痛惜他的英年早逝。他曾对所有1860－1945年间留德健在的中国人进行了采访，并翻遍了德国有关档案，可以说，他的这部书毫无演绎和戏说的成分。

蔡元培在该书中所占篇幅最大，其次就是季羡林了。季羡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毕业即失业的命运等待着他，惟一的出路是留洋镀金。但因家境贫寒，自费留学绝无可能；官费留学，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不送文科学生。于是便回到故乡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学术对外交流受阻，成立于1925年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直到1935年才和清华大学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代表清华签字的是校长梅贻琦，代表德方的是林德博士和弗里奇博士。从此文科学生也有了留德的机会。季羡林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留学的资格。但因亲老子幼，家道几近破产，难以不管不顾，独自出洋，又使他踌躇再三。没想到叔叔和全家都全力支持，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期望若干年后从德国回来一个“洋翰林”。当时人认为，小学毕业即为秀才，中学毕业即为举人，大学毕业即为进士，留洋归来那还不是翰林？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年夏末，清华大学的季羡林、乔冠华和敦福堂三人束装就道，乘坐火车前往德国，9月14日到达柏林。他们首先在柏林大学为外国人举办的德语补习班补习德语。季羡林在清华曾学过德语，而且每考必优。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除季、乔二人外，大多吃喝玩乐，根本无意于学习。上世纪20年代来德学习经济，后又改学音乐，30年代曾任教波恩大学的王光祁（1892－1936）曾这样写道：

当时在柏林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我曾说过镀金的意义，在德国留学镀金价值可达24开。……那些达官贵人把德国看成是其子女留学的首选之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即戴季陶——笔者）、居正，这些国民党高官总是将子女或亲眷送到柏林来。一些人在柏林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却懒得去上课。他们只需学会四句德国话便可应付几年的留学生活。早晨起来说“早安”，说完早安去饭店，早餐过后打麻将，时到中午吃午饭；吃完午餐去游玩，晚间前往中餐馆；夜晚回到房东家，见面连忙说“晚安”；日子一天又一天，“Vielen Danke(多谢)”挂嘴边；暂别分手要注意，不可忘了说“再见”。（以上笔者意译）

王光祁因在波恩当过讲师，1996年波恩大学在顾彬教授的主持下还举办过一次“王光祁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他逝世60周年。
季羡林既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也厌恶这样的生活，他那时每个月只能从德方拿到120个马克，食宿及其他用度全在里面了。
季羡林在德语补习班只学了一个月，便被分配到柯尼希堡大学学习。季羡林嫌那里太偏僻，这才去了哥廷根。哈尼施写道，冥冥中似有命运在主宰着他的行止，要是去了柯尼希堡，他绝不会选择他现在的专业。

在哥廷根的第一个学期他学了希腊文，也学过一个时期的拉丁文；他还曾想学古埃及文，最后决心学梵文，他在中国就想学梵文，可找不到老师教。在哥廷根大学学了两年之后，按协议其奖学金也到此为止。由于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回国之路已经断绝。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哥廷根大学汉学系主任古斯塔夫•哈隆 （Gustav Haloun）教授请他担任汉学系的讲师，这可说是欲渡河而船来，一方面可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他深入专业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

托马斯•哈尼施在采访时曾问季羡林，为何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他回答说，一些人，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陈寅恪，都是绝世天才，名满全国，在学界有地位，无需博士头衔。而他则不属于他们这一类人，自忖只是一般人，有了博士头衔容易拿到饭碗。季先生一如既往，“假话全不说”，说的是真话。

季羡林主攻梵文和巴利文，也就是印度学。可副科学什么呢？哈尼施在这里引证了季羡林《留德十年》中的一段话：“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事还渺茫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科和副科决不同中国学沾边。”这使笔者想起另一位大师冯至先生留德所写博士论文也与中国学“不沾边”，而是有关德国浪漫派大诗人诺瓦利斯的艺术风格。他们都志存高远，要在洋人占着无比优势的学科与其一比高低。

季羡林副科选的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40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题目很是僻冷：《大事偈陀（佛经体裁之一，类似颂歌——笔者）中的限定动词的变化》（Die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1940年冬进行答辩，他所有的副科考试和主科论文全都是“优”（sehrgut）,哈尼施说这一结果对季羡林非常重要，季自豪地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季羡林就要回国。可是这时中国在柏林的使馆已关门大吉，德国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要办什么手续得找他们去。季和同学讨论的结果是，宁肯成为无国籍者也不和汪伪打交道，他在哥廷根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取道瑞士、法国、越南和香港归国，1947年回到家乡与家人团圆，他这才见到了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因为出国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哈尼施以欣喜和赞赏的口气谈到季羡林所担任的各种职务，说季羡林在北大所建立的东方学系深受德国的影响。在季羡林看来德国的印度学是全世界水准最高的，恨不得把所有印度学系的学生全都送到德国留学。季羡林是个惜时如金的人，但他曾把民主德国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1900－1983）的中短篇小说译成中文，集结成册。

哈尼施在写季羡林时常常带上乔冠华。说乔1935年也拒绝前往柯尼希堡，从而到了图宾根大学，1936年便递交了题名为《论庄子》的哲学论文，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席教授马克斯•温特给乔冠华哲学论文的分数为“良”，不过在他的评语中说乔是个“迄今为止在欧洲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思想家”。1937年乔冠华再次来到柏林大学，不过那时他主要是在留学生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哈尼施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季、乔两人命运有霄壤之别：季羡林成了黑帮，被关押八个月，最后被放逐到江西；而乔则成了外交部长，常常在聚光灯照射下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使两人根本无法直接相遇，也不致遭遇熊伟式的尴尬。熊伟原来也是留德学哲学的，和乔冠华是同学。“文革”中有次乔陪同江青，正好碰到已成为“牛鬼蛇神”的熊伟，乔没有跟老同学打招呼。后来熊伟向哈尼施分析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别人知道他曾留学德国，而留学国外往往会被怀疑为里通外国。

托马斯•哈尼施对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一部研究中德交流的“宝典”，所以他常常引用里面的记述。托马斯•哈尼施生前经常和我谈起老一辈中国人留德的情况，说现在很多留德的人太过功利。他明白无误地说，他佩服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逝世后，悼念性的文章和版面铺天盖地，但大多是缕述自己与季先生的日常交往，或摘编、复述季先生过去已刊的回忆录。感情皆真挚，新意殊不多。作为编报的同行，亦深知此事之不易。这里刊发的两篇文章，角度与写法都有些不同，显示了一点时空上的跨越，能提供一些新的启迪，特予郑重推出。 ——编者

第九届柏林国际文学节于9月9日拉开了帷幕。这场为期十日的文学盛典安排了作家朗诵、讨论会和音乐会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目光。

每年的柏林国际文学节通常由“世界文学”、“万花筒”、“国际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反思”、“记忆，说话吧”、“特别事件”以及国际青年作家“Scritture Giovani”大赛等七个项目组成，让到场者既能认识到举世闻名的作家，又能接触到更多来自遥远国度的作品。同时，还叩响读者的记忆闸门，让他们回忆起已经仙逝的多国著名作家。此外，该文学节也是拉近作家与读者距离的绝佳平台与国际文学“新星”的诞生之地。

同往年一样，本届柏林国际文学节的重点是世界各地当代散文与诗歌的发展。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活动转换视角，将主题定为了阿拉伯国家文学。在过去30年中，阿文学经历了一场“现代化”，其特点越来越多的是将传统与西方特色的现代文学创新版相结合。此外，许多阿拉伯国家近年来在历史、文学等领域备受争议，于是不言而喻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文学作品恰如一面镜子，它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因而人们便纷纷把目光投向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作品，以期从中获取更多新的见解。

在今年文学节的“反思”项目中，人们将更关注到一些近年来的热点话题，诸如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奥巴马执政的最初几月，伊朗等，可谓是紧贴时代脉搏。

正如本届文学节组织者乌尔里希·施雷伯所说，本次活动会成为“与阿拉伯世界文学交流的里程碑”。可以说，柏林国际文学节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德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界的动态及关注点，也让我们领略到更多别出心裁的作品。

一年一度的德国图书奖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经过层层筛选，二十位作家的小说脱颖而出，成为角逐最终大奖的热门候选。德国小说家、诗人、翻译家米尔科•邦内凭借其情节独特、语言明澈、扣人心弦的小说《我们是怎样消失的》成为候选人之一。

邦内的小说向来以其轻松平静的叙述口吻、机智幽默的语言风格著称。高中毕业后曾当过出租车司机、老年护理者助理的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对生活、生命有着深刻的感悟。他的此次参赛作品将历史事实与文学性的虚构巧妙结合，把一位文学巨匠之死与一段昔日友谊联系在一起，以回忆的方式平静、淡定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艺术，探讨了“我们是谁、会变成怎样”的问题，从而引发人们对世事无常、命运力量的思考。

该小说字里行间处处折射出作者的从容、智慧与风趣，使得原本十分严肃的话题中悲剧性的成分骤减。同时，邦内小说引人入胜的另一原因在于他对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在讲述上世纪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超速驾驶偷偷改装后的汽车酿成车祸时，邦内分别从四个不同目击者角度描述了由远及近、渐趋刺眼的黄色双排车前灯和呼啸而来的轰鸣声。节奏感较强的语句让读者脑海中不仅霎时浮现出现场的惊险画面，而且仿佛切身感受到车灯划破冬日宁静一瞬间空气近乎凝固的紧张气氛。让人不禁为这扣人心弦的作品暗暗叫绝。

米尔科•邦内十分善于将史实与小说内容完美融合，从而带给读者别具一格的惊喜。他的另一部小说《冰冷的天空》也是很好的例证。
品读邦内的小说与抒情诗，不仅让人为其特有的幽默、淡定所折服，更为其智慧、独特的视角所震撼。

今年的7月27日正值德国当代著名抒情诗诗人希尔黛．杜敏诞辰100周年。这位生前命运多蹇、饱经风霜的女诗人曾一度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四处流亡、历经风雨。但她留给后人的诗作却清新自然、简约明快而不失穿透力，折射出一段德国的历史与文化。这些诗被译成20多种语言。早在1993年，吴建广先生就编译了《玫瑰绽开的新生——希尔黛．杜敏诗文选》。

读者可以从杜敏的诗中汲取到一种对祖国的热切向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根的无限渴求，并为其漂泊不定、不知何去何从的命运倍感同情。

“给我造一幢房，在苹果树与橄榄树旁”，“告诉我，我们的巴旦杏在何方?”无论是乞求抑或是彷徨，诗人总将自己对祖国的满腔热诚寄托在了那一开始便根植于地、可抵御生活中任何疾风骤雨的葳蕤大树中。

然而，杜敏又绝非宿命主义者。她更强调人对待命运的态度。大胆接受并通过一己之力找回生活、找回希望，这便是她诗歌的永恒主题。在她看来，爱与被爱才是生命的真谛。她的诗如同黑暗里的启明星，如同绝境中的希望之灯，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热爱，让人感到阳光般的温暖并且重拾信心与力量去细细品味生活带来的一切。

杜敏，这个以她的第二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为谐音的笔名，不仅见证了她的流亡历程，更见证了她的重生与一颗诗坛明星的冉冉升起。物换星移几度秋，而杜诗却依然如那常在她诗中出现并布满她生前整个房间的玫瑰花朵散发的香气般淡而雅，幽而远。而这杜敏生前的最爱，正是她深切热爱并支撑她整个生命的祖国的语言——德语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孕育了众多哲学家的国度。而在这些聪慧绝伦的思想巨匠中，于尔根•哈贝马斯无疑是卓尔出群、举足轻重。今年6月18日，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哈老虽已入耄耋之年，却仍显精神矍铄，饱经风霜的面庞折射出智慧的火花。

这位批判理论的著名后起代表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皮亚杰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其思想上的“多元化”。他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更是影响了几代德国人。在科技发展蒸蒸日上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开始崭露头角而所谓“公共领域”却受政客等独家操控的年代，这项理论指引着德国知识分子去寻求彻底的民主与批判。

哈贝马斯虽认同并捍卫现代社会精神，却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运作体系中权利泛滥的弊端。他高度主张自由、民主与法治国家，在历史纷争问题、欧洲宪法、伊战等热点问题上有其独到见解并参与德国所有大型理论性辩论。

哈老思想深邃却富有现实意义，其文字值得我们细细玩味。更值得一提的是哈老与中国的一段缘：2001年访华期间，哈老在京沪两地所作的关于全球化、交往理性等报告反响巨大。这位哲学、社会学界的坐标人物以其敏锐的目光、犀利的批判性用词诠释着现代社会。阅读他的作品、与这大师级的人物对话可谓是经受了一场思想上的洗礼。